而这“工龄买断”的法很快被广泛采用，各地买断价各有不同，从数百元到上百元都有，他成为中小型国营企业破产或被私人收购时“安置”下岗工人的最主要的方式。

在南方的沿海地区，工人普遍能够接受这方式，因为在这些地方人们早已有了“第二职业”，那笔微薄的安置费成为他们小生意或者自主创业的启动资金。

说白了，在这个时候，国家对一些中小企业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大的改变，可以看作是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国家已经可以允许一些中小型的国企行私有化的改制。

企业也蜂拥而至，这就让国营企业境更为艰难，事实上到了90年代初的时候，已经有很多国营企业面临破产，但是靠着国家财政的输血，依然能勉维持不倒闭，但实际上气数已尽，完全没有挽救的价值。

不过在1993年，这战略思想刚刚萌生，还远远没有发展成型的格局和娴熟的掌控艺术，只是在一些经济较为活跃的地区，那些没有优势的国营企业开始被“放掉”，过去被禁止的改革，现在得到了默许和尝试，当地的政府也为这私有化起到了一推波助澜的作用。

周叔莲的观得到了决策层的赞赏，很明显，这是一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改革思想，它意味着国营企业的改革，从放权式的制转换阶段了“重扶持，其余放活”的结构调整阶段，同时刻地影响了中国公司的成长路径。

另外在国有企业私有化的问题上，国家决策层也开始有了松动，先前中国社科院工业研究所所长周叔莲在《光明日报》撰文《关于国有企业产权的两个问题》，论述“所有制是发展生产力的手段，而不仅仅是意识形态意义上的目的”，由这个判断发周叔莲以及其他学者提，不能把所有的企业都抱在怀里，这样既不必要，也不可能。

去年年底的时候，边临破产的国营广州无线电厂才掉了1000名职工，其中330名选择与工人彻底分手，工厂据他们的工作时间给予每年1300元的“工龄补贴”，从此这些职工将走厂门，自谋路。

所以很快，在广东第1次现了“下岗”这个新名词，在经历了几年的思想解放之后，当了数10年主人翁的工人，开始接受自己不在于企业“共存亡”的现实。

而在北方尤其是老工业基地，人们已经习惯于把自己的人生捆绑在企业上，以厂为家，世代传承的工作，以生活模式使他们几乎上了独立的勇气和能力，更为要命的是那些地方没有经商和创业的氛围，因而买断工龄往往便意味着低准安定生活的消失，以及坐吃山空。

国家只要抓住少数，关键搞好500~1000家大公司大集团，就会为众多的中小企业提供广阔的生存空间，那些没有竞争力也无关国计民生的中小企业将会被“放掉”，政府将主抓那些有成长潜力，备资源优势的大型企业，及盈利能力的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