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人打起来了

“那老头不像苏联人。”他开口，苏联人可做不出这么地道的法式酥皮。

女孩睫毛忽闪了好几下，过了两三秒，才意识到他说的是什么。她偏过头来，语调温软，缓缓讲起来——

这家店的老先生，是在三十年前的十月革命之后逃出来的。听说他从前是宫廷宴会的甜点师，乘着最后一班西伯利亚火车，辗转到了上海，先是在饭店做主厨，后来才开了这间小店。

“这里有很多俄国人？”

“很多。”女孩的视线轻轻投向街角那家以罗宋汤出名的西菜馆。

“我的钢琴老师也是白俄，还有朝鲜的面摊老板，印度的巡捕，从敖德萨来的犹太珠宝商…以前的上海，好像能把整个世界的人都装进来。”

思绪不由得飘回到二十年前，那位圣彼得堡来的伯爵夫人。

每次来上课，她总爱戴一副长到肘弯的丝绸白手套，弹琴前要先洗三遍手，教贝多芬的时候，总说“我们俄国人诠释德国人的灵魂，比德国人自己更深刻。”

再往前走，行人忽然稠密起来。

一个金发蓝眼、近一米九的男人，抱着个同样金发的洋娃娃，身边还跟着个娇小的东方女人，这阵仗，即使在光怪陆离的上海滩，也算不得寻常。

起初只是几个卖花的小姑娘盯着克莱恩看，推推搡搡地笑。后来有几个女学生模样的姑娘迎面走过来，彼此咬着耳朵。

俞琬察觉到了那些目光…和纽约的不太一样。纽约人看人，是从头到脚一寸一寸地打量，再轻飘飘地给你归进某个格子里去。

而这里的人看人，更像在欣赏一场不期而遇的露天电影，香烟摊上的阿婆伸长脖子，连摇着铃铛卖棒冰的小贩都把车头拐了一下。

稀奇、热切、又带点不好意思，却唯独没有在欧美时，偶尔能感受到的那种隐隐的戒备和敌意。

也许，他们见过的人太多；也许，克莱恩所代表的那片大陆过于遥远；也许什么都不为，只因为这里是上海。

走着走着，俞琬竖着耳朵，依稀听见一句压不住的吴侬软语：“格是啥宁啊，介像电影明星……”

另一个立刻接了腔，嗓门根本压不下去：?“勿是加里·格兰特呀？”

女孩听了，嘴角忍不住向上弯起，噗嗤一声轻笑溢出了唇边。她抬头望了望身旁的男人，见他一脸不明所以，便凑近了些，小声把方才的话译给他听。

金发男人皱了下眉：“不像。”

“是蓝眼睛，虽然不是金头发。”女孩仰起脸来，“他们有的分不大清外国人的脸，只觉着好看。”

克莱恩低头看她，蓝眼睛在梧桐影里显得极浅，好似被太阳照透的湖水。

“你分得清？”他语气很认真。

“分得清。”她声音细细的，又红着脸补了一句，“你最好认了。”

克莱恩闻言，嘴角微不可察地一松。

走了没多远，终究有人忍不住了。

一个穿灰长衫的中年男人，怀里抱着个画报大小的本子，小跑着追上来，操着一口磕磕巴巴的洋泾浜英语问：

“先生，先生，你可是好莱坞的明星？”

没等克莱恩反应过来，他已从本子里抽出一张广告，不由分说地塞到了俞琬手里，又飞快地鞠了半个躬，满脸堆笑：

“小姐，你先生若是以后想拍电影，可以来霞飞路找我，我认得明星影片公司的人！”

说完，也不等回话，便转身一溜烟儿跑走了。

俞琬捏着那张广告，怔了片刻，随即忍俊不禁，将纸片一股脑儿塞进克莱恩怀里，“他要留你来这工作呢….”

男人低头扫了眼那串电话号码，嘴角扯了扯，斜了她一眼，语气懒得危险：

“你很高兴。”

女孩立刻收了笑，可眼睛里的光怎么藏也藏不住。

走到吉斯菲尔德路口时，她的步子停下来了。

俞琬抬起头，望向墙后那栋红砖建筑的尖拱窗，窗玻璃上映着橘红色的霞光。

这是她的学校。

“我在这里念了九年…从六岁到十五岁，”那喃喃轻若梦呓。“走的那年，正好是九年级。”

这条承载了她大半个学生时代的街，如今叫梵皇渡路。圣心女校，也不是从前的名字了，门楣簇新，唯有米白色的围墙和绿漆铁门还在。

恍惚间，她仿佛又看到了每天清晨，黑衣白巾的修女们站在门边，用尺子般的目光检查每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