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在我背上停留了好几秒。

「找到了？」她问，语气平平，听不出喜怒。

「嗯，压在最底下了。」我头也没抬，专心地掰着蚊香盘，表现得对她毫无

兴趣，「这蚊子太毒了。」

母亲没再说什么，只是「哼」了一声，走到风扇前吹头发。

但这一次，她没有把腿架在茶几上，也没有撩起衣摆。她只是背对着我，规

规矩矩地站着，哪怕后背的衣服被湿发洇湿了，贴出了内衣带子的轮廓——是的，

她居然在洗完澡后穿了内衣。

这是一种无声的警告，也是一种界线的重申。她在告诉我，也像是在告诉她

自己：家里有个大男人了，得注意点。

接下来的半个月，这种微妙的「警觉」一直持续着。

她不再当着我的面换衣服，哪怕是外衣；去卫生间洗澡时，那扇门虽然没有

反锁，但也关得严严实实，甚至能听到里面挂上插销的声音；那件深红色的真丝

睡袍也像是失踪了一样，再也没出现过。

那种「温水煮青蛙」的进程，似乎被那个「咚」的一声给强行按了暂停键。

我心里像是猫抓一样难受，看着她在屋里晃动却包裹严实的身影，那种「看

得见吃不着」的煎熬比以前更甚。

但我也没敢再造次。我知道，这时候再往前一步，可能就会炸雷。

时间就这样在闷热和拉扯中，滑到了八月底。

知了的叫声开始变得凄厉，那是夏末的绝唱。

就在我以为这个暑假就要在这样的冷战与隔阂中结束时，那个男人回来了。

那天下午，一辆满身黄泥的大货车停在了巷口。

父亲李建国回来了。

他这次回来得很突然，既没有提前打电话，也没有带什么礼物。他就像是一

个匆匆过客，带着一身的烟味、汗馊味和长途跋涉的疲惫，一头撞进了我们母子

俩小心翼翼维持的平衡里。

「妈了个巴子的，这趟活真不是人干的！」

父亲一进门就把沾满油污的背包扔在沙发上，一边骂骂咧咧一边脱掉了上衣，

露出黑黝黝的胸膛和一肚子肥肉。

母亲正在摘菜，看见父亲回来，她的第一反应不是惊喜，而是一种明显的错

愕，紧接着才是一种职业性的、属于妻子的忙乱。

「咋这时候回来了？也没说一声，我都没买肉。」母亲站起来，在围裙上擦

着手。

「买啥肉？随便弄点吃的就行，累死老子了。」父亲大马金刀地往竹椅上一

坐，竹椅发出不堪重负的吱呀声。

「那哪行，你这在外面跑半个月，不得补补？」母亲说着就要往外走，「我

去割点肉。」

「别去了！别去了！」父亲不耐烦地摆摆手，「就下碗面条，多放点油。吃

完我得睡一觉，明天一早还得走。」

母亲愣住了，脚步停在门口：「明天就走？这么急？」

「有个急活，去广东，老板催得紧。」父亲闭着眼，仰在椅子上，满脸的灰

土，「这一趟运费高，为了这个家，拼了呗。」

母亲看着他，眼神里的光彩黯淡了下去。她张了张嘴，似乎想说什么，但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