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钞法和钱法对立去看待，是不符合矛盾说的。

“这是第一个原因。”

“先生所言如同醍醐。”朱翊钧颇为肯定的说：“钱法和钞法对立而统一，果然符合先生的学说，的争论，看起来是浪费时间，是对矛盾说掌握的不够充分，思考问题太过于片面导致的。”

张居正更加无奈的说：“洪武十三年宝源局从归兵，洪武二十六年，皇帝下旨裁撤诸省宝源局，至此铸钱的衙门，只剩下了南衙一家宝源局。”

“但是钞法已经证明了不并适用大明，这已经被历史反复证明过了。”朱翊钧非常明确的说，大明宝钞，都嫌，没人肯收。

如此摆烂到了嘉靖年间，老士行新政新法，再开滇铜铸钱，但是很快就发现，本就是杯车薪，缺铜就是缺铜。

哪怕是铨选官员的权力，实际上还在吏，就只是禁止姑息而已，可是这糊名草榜，底册填榜的法，让吏一下就从天下第一，跌落了下来。

翊钧眉一皱，发现问题并不简单。

朱翊钧非常能够理解，当然不肯将钱的事权，凭白给了工去，张翰因为吏事权被剥夺了一分，跟得了失心疯一样，疯狂的跟张居正作对。

“看来，非常有必要。”

云南滇铜在宋时就已经发现，但是从云南运抵腹地，太过于昂贵了。

洪武十三年，随着大明国朝的逐渐稳定，生产恢复，用钱量越来越大，结果各地频繁铜荒，钞法大行其，但是钞法败坏后，铜荒仍然没有解决之法。

“铜荒能通过海贸解决吗？”朱翊钧遇事不决就开海。

科给事中周良寅就非常反对，这是个赔钱的买卖，朝廷给一两银，却换不来一贯铜钱，为何要采铜呢？可是朝廷不铸钱，小民用什么呢？

钱法是钞法的基础，没有大量的银币铜币，推行钱法就是在竭泽民脂民膏，哪怕是洪武年间规定，一贯钞可以换一两银，但是朝廷本没有那么多的白银兑付，这是钞法败坏的本，大量滥发，再加上权豪们私刻，最终导致了钞法彻底败坏。

“那先生以为行钞法还是行钱法，看衙门也在争吵这个问题。”朱翊钧询问着朝中政令的改动方向。

张居正斟酌了一番开说：“

“当年皇帝下旨裁撤宝源局，推行宝钞，是因为铜不够用了，陛下，大明虽然华天宝应有尽有，但还真的缺铜的。”

“陛下谬赞。”张居正清楚的知，陛下的矛盾说造诣并不差，陛下看待钱法和钞法的态度和他是一致的。

滇铜产量飙升在鞑清朝的雍正年间，从雍正四年起，滇铜的产量一路飙升到了650万斤，而后在乾隆三年达到了历史巅峰的1000万斤。

在元文宗天历年间，元文宗下旨开矿，滇铜一年不过两千斤，明初在云南设立官厂开矿挖铜，年产不过万余斤，宣德年间废置云南官矿。

“前段时间，朕说以先生注解四书五经为天下官式，推行天下百官熟读矛盾说，先生还不肯。”

大明就开启了摆烂大法，钱法，没有就没有吧。

反正到上书的时候，张居正也要贴浮票，不如当面。

“短时间内并没什么效果。”张居正摇了摇，二百四十万两铜等于两万两白银，海面上的船实在是太少了，铜料贸易的利和风险，还是不对等的。

嘉靖年间新政钱法铸钱，云南滇铜产量增加到了一年十五万斤，也就是二百四十万两，2400万钱，而一枚嘉靖通宝重1.25钱，一共可以铸钱1920万枚，约为两万贯。

而钞法是钱法补充，在大宗贸易中，动辄几万两白银的贸易，用银币、白银去易，风险大、周期长而且极其不方便，这也是大明小农经济蜕变的重要阻力。

所以，钱法和钞法不总是对立的，而是对立且统一的辩证关系，如何推行政令，就要考验施政者的能力了。

不是说，下令铸造银币，然后就有了银币，白银从哪里来，银匠从那里来，铸银币采用轧印还是铸造等等，都是要解决的问题。

大明窘境，钞法已经失去了广泛的民意基础，而钱法却因为铜矿的产量和成本，无法大规模的生产，除了缺铜之外，大明也缺银，大明一年银矿产量不过十万两，6250斤。

“陛下，钞法和钱法并不是完全对立的，而是一个相互促的过程，钱法要有，钞法也要有，如果将其完全对立来看，就是片面的，有了钱法，才能有钞法，这个相辅相成的过程，也是事发展的规律。”张居正阐述了自己的观。

“迁都北衙后，有南北两个宝源局，但这两个宝源局，一年能铸铜钱两千多万枚，乍一听很多，但其实就只有两万贯罢了。”

张居正认真想了想说：“宝钞局印宝钞，宝源局铸钱，宝钞局隶属于，宝源局隶属于工，虽然大明宝钞已经是废纸了，但是诸官还是以为应该印钞，而不是铸钱。”

纸币，在当下的生产力和生产环境中，没有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