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这里，这位妇女的圈都红了。我在卫生保健这一领域，我们要得工作还很多。

除了分地面积上的问题，农民的个人积极没有充分调动来，许多移民不熟悉稻作生产，而天地会不组织生产他们熟悉的小麦、谷、粱，也不提供相应的和技术指导，许多农就采取放式的植，产量很低。

谈中我到这位妇女工作态度非常认真，有一把事情钻下去到底的劲。

他家分了30亩地，有田有旱地，番薯年亩产500多斤，稻年亩产300来斤，加上当会计的补贴，在村里算是好的。因而家里有较多的日用工业品，吃粮中的细粮比例也一些。

没了月信的妇女都有怀的，镇上几次来村里宣传‘到院生产’、“接生必须持有助产士执照”，可是俺们这里镇上有执照的产婆才三个人，本应付不过来。再说去县里一趟也不容易。大多数妇女生孩还是在家请抱腰老娘。妇女生孩危险大，这几年本村因为生产过世的妇女就有几个，有的还是一尸两命。”

这个家的境况，是农村的一个小小缩影。以前我也调查过一些农，多数去打工的未婚年轻人，经济上对父母几乎没有什么资助，自己能成家立业就算不错。不言而喻，农民收翻番的“账”还要重新算算，切不可盲目乐观，要采取多渠综合增收的措施。(未完待续。)

接下来我走访了村里的几人家，第一是村会计，他家里有5人，3个女孩，大女儿二女儿是妻改嫁带过来的，只有小女儿是在当地生的。这样的重新组合家在各个移民村落里是很多见的。

从会计家来，我又顺路随机走访3农民。其中一中年两带两个儿，大儿20岁了，年前在甲煤矿打工肩受伤后病退回家，如今在家务农，因为不了重活收受到很大影响，没钱也娶不上媳妇。小儿最初在家，去年招工去了三亚，但也积不到什么钱，节前回村是空手家门。老两现在的最大希望是是两个儿能找到媳妇－－却因为彩礼问题希望渺茫。

“没有大牲，20亩好地都吃力，何况有的人家分得地差，要三四十亩！”会计说，“很多人为了图省事，就不大需要伺候的红薯、杂粮。为了这分地的好坏，村里不少人有意见。要照我们老家的习惯，好地坏地田旱地，一亩的大小都是不一样的，反而要公平些。”

因为亩的面积完全一样，在分地的时候就不得不考虑好地坏地的问题，当时总得原则是“以产定数”，大致就是分到好地的就少分，分到坏地多分。考虑这样可以大致拉平各家各的总收。

关于这个情况，我已经不止一次听到村和村民反应，看来我们工作中“拍脑袋决策”还是太多了，对实际面对情况的复杂估计不足。

会计说移民一开始有怪话：了一辈地，现在还要几个南蛮来当夫，教自己地。现在怪话少了，但村民还是很想小麦。

籍档案因半年没人查看，许多页粘到了一起。我翻来翻去，看不农村人的动，除去生育和死亡人，建村以来都没有变化。但一打听，有十几个农民已招工去了临和琼山，不在本村居住了。因为没有迁徙，籍档案未能及时准确的反映。

但是会计说这样实践下来问题很大。分到坏地的农要投更多的劳力去生产，反而加剧了他们的负担。

随后，应我的要求，会计拿了村里的土地和籍档案。不但有详细的土地登记，还有略图。全村的耕地块非常整齐，是典型的我们测量员的作品。会计说：“这些耕地都是‘首长的徒弟’丈量的。每亩面积完全一样。不再有大亩小亩的区别。”

这些鲜活的情况提醒我，移民的教育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农村工作要从实际发，分类指导，不能一刀切。尤其是每亩地的实际面积并不一样这一，更使我会到农村的数字概念有较大弹，甚至可以由村里人约定俗成。这一不符合标准化，但在农村的确有一定合理。如何能兼顾到合理又能持标准化，看来是一个考验我们执政能力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