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霖说丰生和向蚕农收购生丝之后，要经过调丝、纬络、经、过糊等一系列工序，才能上织机织造各绸缎，织造完毕之后，还要煮炼，染。不过这些前后段工序多是外包给专门匠来得。织坊本主要需要较大设备的织造工序。

李幺儿颇有同。她在杭州推广蚕的时候，亦是费了无数心血。期间亦有多次反复，实话说完全是赔本的买卖，单纯靠个人或者小团是完全搞不下去的。费达生在吴江的蚕改良，不仅得到了当时地方政府的支持，江浙的丝织业资本家也提供了不少援助。就是这样她的蚕业改良也是走得磕磕绊绊。何况陈霖父亲这么一家小作坊了。

兵土匪抢劫，不外乎劫掠细财货，这些笨重的“生财家伙”他们是不兴趣的，更不会专门去破坏，这显然有愤的意图。

“首长过奖了。不过自己设场织造亦不容易，光是嘴官司就打了不知多少－－这村里本就有不少机，靠着丰生和发料织造过日，听说我父亲要自己设场，都上门来吵闹。其中还有许多族人。要不是我家是长房嫡派，族里长老又面解劝，这丰生和大约早就被砸烂了。”

再联想到当年她在杭州的时候凤凰山庄被围攻，几乎酿成大祸。其中虽有郝元从中煽动，但是搞得一系列蚕桑改良和缫丝厂亦是原因之一。

李幺儿想起她初来丰生和的时候，房屋虽然保存还好，但是内设施机却有被有意破坏的痕迹。

革新改良，不论意愿有多好，只要动了既得利益者，就必然会引起反扑。想到这里，她觉得自己选择南沙这里真得非常正确，脸上不由地了一丝笑容。说：

传统的丝绸纺织业很少有大生产。即使到了工商业更发达的清代，绸缎织造大多还是一两台机的小机。生产模式是“放料取货，以货售”的生产外包模式。纱缎庄将生产原料、织机料发给机，由机回家生产，完成后回纱缎庄结算加工费。绸缎由纱缎庄发售。这分散的生产模式下，产品规格不宜，质量好坏不定。

“想不到你父亲还有远见的。”李幺儿笑。

“无非是破财消灾。”陈霖苦笑，“后来我父亲与族中长老们商议，凡是愿意织坊工的，织坊一概收，织费和过去无二；其次是族中十五岁以上男丁，每人每月给一斗米。这才算将事情平息下来。”

有湖州有这样的蚕，无非是因为湖州作为蚕桑养业的主要产地，有天然的规模效应。产业的聚集促了分工的细化和技术的提升。李幺儿在杭州的时候，几乎走遍了江浙所有产蚕桑丝绸的县，无论是规模、技术还是相关的工商业组织，17世纪的苏杭两府都居于全国的首位。

“后来怎么解决的呢？光是解劝大约是不能了解的。”

“你们就没有想过引湖州的蚕吗？”李幺儿问。

“这费可真是不少！”

“这蚕改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就是在苏杭都不易办到。”李幺儿说，“我看了厂里的机，似乎你这里即丝也织绸。”

“自此之后，先父灰心丧气，也就不提这改良蚕的事情了。”

他说起父亲曾经从湖州买来蚕让蚕农试养，竟然无一愿意。后来只能自己雇用女工来饲养，也不知是土问题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养的蚕大批病死，不仅亏折了许多钱财，也被族里的人取笑。

“怎么没想过，”陈霖叹，“奈何要蚕农改蚕，难如登天！”

“虽说不少，可也值了。若无族里护庇，这织坊开在此，哪有如此的太平！且不说匪歹人窥觊财货，本县的许多机亦是虎视眈眈，不得丰生和被一把火烧个光！暗中咒我父一命呜呼的，大约也是不少－－如今他们也算是遂了一半心愿了！”他叹息。

丰生和过去也是这模式，到了陈霖父亲手里，他到这样的生产产品质量始终得不到保证，有时候在广州城里看到新的式品，拿回来要机织造，整个过程也特别慢。因此决定自己设场织造。

“自古事业就不是一件容易事，特别是这样翻天覆地的事业。不过我们元老院就是要么不，要就要到底。丰生和现在和元老院共退，将来一定会成为首屈一指的丝绸纺织企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