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可以在红十字会忙起来，做有用的事，做回那个“文医生”，至少…在那个身份里她是确定的。手知道往哪放，不会惴惴不安地数着钟摆声，等待着被审判。

格洛弗是在厨房里看见那女孩跑出去的。

拖鞋在碎石路上啪嗒啪嗒响，有一只差点飞出去。后来，将军的车载着她开走了

手中的鹿皮布机械地擦拭着银勺，已经数不清第几遍了，勺面映出他布满皱纹的脸。

她怕他，他看出来了，今早她看他的眼神里写满了怕。不似间谍被发现了的慌张，却像小孩做错了事不知道会不会挨打的怕。

他见过的，圣诞节他小孙子不小心打碎了他最喜欢的瓷瓶，被抓包时就是这副模样，眼睛躲闪，手脚不知道该往哪放。

她说“茶”的时候，嗓子是哑的，哭哑的。

这认知让格洛弗心里某个陈旧的角落隐隐发酸。

他做过几十年管家，见过的女人比这宅子里的银餐具还多，在西里西亚的时候，他服侍过一位霍亨索伦家族的老伯爵。

老伯爵娶过一任年轻漂亮的妻子，比他小三十岁，伯爵下葬后不到一星期，那女人就带了新男人回来，堂而皇之住进了伯爵的卧室，把伯爵收藏了半生的雪茄随手分给客人，像分廉价水果糖。

次日清晨，格洛弗端着早餐进去时，看见那男人穿着伯爵的睡袍，站在伯爵的落地镜前。

他当时站在餐厅阴影里，默然看着那女人用老夫人的银勺舀鱼子酱，两个月后他送走了她。

她自己走的，带走了五箱古董和一幅书房里的塞尚。

他不觉得她是那种人。

她来这宅子的第二天，给花园里摔破膝盖的花匠儿子缝了四针，蹲着给那孩子擦眼泪，她是真的，格洛弗想，身份也许是假的，但她住在这的每一天都是真的。

可偏偏，“身份也许是假的”这本身，就够要命了。

这个女人每夜都睡在将军枕边，倘若她真是报纸上写的会在半夜发报，会用枕头闷死军官、会往红酒里下毒的女人的话，会发生什么？

她甚至可以等他睡着之后，从厨房里拿一把刀。

昨晚躺到床上时，脑海翻涌的全是报纸上的插图、无线电里播过的警告，他这辈子没锁过自己卧室的门，昨晚锁了。

今早的他，试着把这个早晨当成任何一个平凡的早晨来过，夫人下楼，他端茶，问一句无关紧要的话。可他无法做到，他不敢直视她的眼睛。

怕在那双黑眼睛里看到谎言，更怕看到无辜。

告诉将军，然后呢？他手里攥着的不过是一张老照片和一个老人多管闲事的直觉，凭这些去毁掉一个可能无辜的姑娘？

她也许只是藏着一个秘密，被迫换了身份。乱世里，犹太人，罗姆人，太多人改名字改履历，他见过的，有的假扮成仆人，他们以为别人不知道，可他们只是想活着。

老人的嘴唇无声地动了动，似在祈祷，又似喃喃了句什么，窗外一阵风掠过橡树光秃的枝丫，把那音节悄然吞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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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琬站在红十字会门口，克莱恩的车已然开走了，她还在那呆呆站了一会儿。

昨晚没怎么睡，腿有点发软，她把手里那颗柠檬糖吃完，酸得眯了一下眼睛，才鼓起勇气走进去。

熟悉的消毒水的气味钻入鼻息，走过前台时，值班护士抬起头，目光在她脸上定格片刻，柏林的东方人不多，女医生更少。